近期看了部韩影，I can speak。初看文案平淡无奇，以为又是一个用“太平洋警察式”行事风格来隐藏热心肠的老奶奶与信访局工作人员之间发生的关于亲情、自我实现的滚烫鸡汤电影，结局不外乎老奶奶玉粉成功学会了基本的英语沟通，做到了I can speak，而冷漠的男主人公则在教学的过程中感受到了胜似亲情的温暖，性格成功蜕变。如果只是这样立意，按照韩国电影对感情和细节一贯的细腻把握，只要剧情合理，这部电影就能一看。但是韩国电影与电视剧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喜欢傻白甜。
　　I can speak，那么努力的学英语，想说的，真的就只是为了与远在美国的弟弟联系？能说的，真的就只有“How are you?Fine,thankyou,and you?”原来，学英语是为了能站在更高的地方更好地诉说一个故事；原来，老奶奶除了信访局工作人员赋予的绰号“鬼怪奶奶”，还有个悲重的藏了几乎一辈子的历史身份—慰安妇。
　　前期炒了一阵的《三十二》、《二十二》，我都看过。暗淡的画面，缓慢的节奏，沉闷的配乐，平铺直叙的空洞，因为立意和创作的社会背景，我无法说它们不好，但是除了情怀，再也找不出能夸赞的地方。这个社会在某些方面已经陷入了一个怪圈，讲到慰安妇等历史见证人，似乎不摆出一副苦大仇深、深表同情的样子，就是不对的，道德卫士们就可以狂风暴雨般指责。这些话题必须裹挟的受伤者的哭诉，对施暴者的咒骂，以及围观者的同情。然后呢？哭诉是亲历者一次次噩梦的重演，是始终无法挣脱的枷锁；咒骂是无能为力，是惩罚缺失的悲愤映射；同情是转头即忘，是毫无意义的廉价表达。一切的一切甚至都不如一阵吹过水面的风，前者尚且能荡起一片涟漪，后者不过是话题被提起后无效的重复。哭诉，咒骂，同情，直至亲历者离世来终结这一循环，最终什么都没有改变地被遗忘。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受伤者只能痛苦的三缄其口，一生生活在害怕曝光里，时刻担心着外界的眼光，只能在深夜里独自承受梦魇的折磨？
　　为什么亲人们躲躲闪闪，除了觉得丢人就是责怪，却根本不曾想过，他们的薄情，让原本什么都没有做错的人内心本崩溃，最后的倚仗轰然坍塌。
　　为什么围观者要么指指点点，要么小心翼翼，就是始终不曾觉得，她们与我们没有任何不同，只不过是像小时候不喜欢蔬菜却被逼着吃一样，在人生的某个阶段被人强迫做了一件不想做的事。
　　“你让我到死都要瞒着，我们都做好了承诺，但我现在不能履行承诺了，不对，是我不想履行了。妈妈，你为什么要那么做？为什么要觉得那么丢人？你是害怕毁了儿子的前程，所以畏畏缩缩的瞒着。我的父母兄弟姐妹都抛弃了我，我怎么能挺起胸膛做人呢？我可怜的孩子，你真是受罪了，你就跟我说这么一句再走啊，妈妈！妈妈。妈妈…”做出要替已经严重老年痴呆的曾经同为慰安妇的闺蜜完成指证日本的决定后，已经七老八十的玉粉奶奶在母亲的坟前说出了以上的话，三声不同音调与情感的妈妈，把压抑了几十年的委屈、痛苦与思念宣泄得淋漓尽致　　（这一段罗玉粉的扮演者罗文姬女士演技真的是炸裂）。
　　I can speak讲述着慰安妇的话题，却没有刻意的压抑。随着剧情的深入，看的人笑着哭着，更多的却是心疼。对不起啊，原来因为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围观者，让您过得更辛苦了。
　　I can speak,不仅仅是玉粉奶奶能说英语了，更多的是，她终于有能力也有勇气与自己和解，站在高处向全世界说出那个本以为会到死都瞒着的秘密。倘若不是因为闺蜜的坚持与乐观，不是因为身边所有人的鼓励和支持，秘密终究会在施暴者的矢口否认下，被淹没，被遗忘。
　　电影里不管是那些在市场讨生活的小商贩，还是以前谈“鬼怪奶奶”色变的信访局工作人员，在接受慰安妇身份的冲击冷静下来后，无一例外的都选择了默默地帮助，如常地对待。没有人因为知道了那段历史，就茫然不知所措的无法直面历史亲历者。
　　大部分带着同情的触碰，最是伤人。这种态度，让当事人明明白白的确认着，啊，原来我和你们不一样，原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事，是被其他所有人介意着的，原来有些东西，除了死亡，没有第二种办法可以让它就那样过去。所以，我不能说。
　　让人痛苦的，从来都不是事件本身，而一直是人为对事件的解读和其中添加的各种情感。
　　有人指责说，怎么能把慰安妇这么沉重的话题，用商业电影的形式来表现。Excuse me?纪录片《二十二》你又感受到了多少？感情的表达从来都不应该受制于形式，推进韩国立法民主进程的“熔炉法”最终出台，要感谢最多的同样是一部大卖的商业电影。
　　历史不能被忘记，施暴者要在道德的耻辱柱上被永世的鞭笞，但是对于那些曾经受过伤害的人，让他们能毫无负担得生机勃勃地活着，才是围观者们唯一需要做的。（蒋佳钰）